中国如何塑造国际发展合作，又将对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产生怎样的深远影响？2020年是中国开展对外援助70周年。2021年新年伊始，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发布《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白皮书。白皮书中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是指“在南南合作框架下，中国通过对外援助等方式在经济社会发展领域，包括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开展的多双边国际合作”。广义的国际发展合作是相关国际行为体基于平等伙伴关系，结合地方实际情况，以消除贫困、提振地方经济为导向的合作实践。在全球南方兴起的大变局背景下，中国将自身发展经验引入国际发展合作，构建平等互利合作的新型发展伙伴关系，积极推动国际发展合作制度变革和发展—安全的良性互动，对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正在发挥重要的塑造作用。

经济发展承载着至关重要的政治、安全和社会意义，发展与安全可以相互促进，实现良性互动。无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全球层面，发展与安全都密切相互关联，互为因果。安全既是目的，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工具；同理，经济社会发展既是最终目的，也是实现可持续安全的有力手段。社会要进步就要不断消除不安全因素，包容和平等的发展更有助于增进安全。中国对“发展—安全关联”的认识，来自自身改革开放和参与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实践。在和平发展的年代，维护政治社会基本稳定为经济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出口导向、高水平投资、制度与市场相互适应与不断调整，创造了大规模脱贫和经济增长的奇迹；“发展就是硬道理”说明了经济发展对于国家安全的根本性意义。在对外交往中，优先经济发展合作既是为了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也是为了维护国际关系稳定和友好外部环境，实现发展—安全的良性互动。

中国和平发展的历史性成就，使得“发展”已成为中国最大的软实力，“发展和平”成为塑造转型中的国际体系秩序的重要规范和实践。它意味着，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高度关联；经济发展是实现安全的手段，维护稳定、避免冲突是为了给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经济发展优先”是构建国际互动基础架构和基本议程的主导原则；在面临争端和冲突时，应通过对话和协商来寻求逐步解决问题的办法，以能够最好地促进经济发展为目的来应对安全挑战。中国以“共享发展”和“发展引导”为基本指导原则，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金砖国家、上合组织等一系列全球性和地区性平台上，已成为发展议题的积极引领者。2014年，中国提出“亚洲安全观”，其中的一个重要创新就是在原有的“共同、综合、合作”的新安全观的基础上，加上了“可持续安全”。其基本意涵就是发展与安全互为条件，越是优先发展议程，就越有可能维护和平、促进合作。

“发展和平”是中国参与国际安全事务、解决国际冲突的指导思想。在中东，发展和平的具体实践在国家和地区两个维度上展开：在国家层面，中国主张尊重中东国家的发展权，以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项目为抓手，通过发展合作增强对象国治理能力；在地区层面，中国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平台，促进区域设施联通，建设利益共同体，逐步实现地区和平。在巴以问题上， 中国提出，要“综合施策，以发展促和平”；“应高度重视发展问题，推进巴以合作”；“中国视巴以双方为‘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伙伴，愿本着发展促和平的理念，开展互利合作，继续支持巴加快发展”；“中方倡议启动中巴以三方对话机制，协调推进援助巴方的重点项目”。在非洲，中国支持并推动非洲国家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在坚持主权和不干涉原则的前提下，通过扩大和深化经济联系与互利合作，不断强化与非洲国家的共同利益，进而提升参与非洲安全事务、维护与建设和平的能力，对动荡地区发挥影响力，引导其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框架下恢复和重建和平。

从国际发展到全球发展，伴随新兴经济体群体崛起和新型南南合作的扩散，全球南方对于世界秩序的塑造将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中国与世界如何互动、如何相互塑造，是21世纪的重大时代主题，国际发展合作是中国与世界互动、塑造世界秩序的重要渠道和抓手。事实证明，坚持发展优先和发展导向，坚持开放包容，国际发展合作进程中的地缘战略竞争与权力零和博弈是可以化解的，互利共赢是可以实现的。在全球南方兴起的大变局下，中国不仅仅要讲好自己的发展故事，而且要推动和引领“国际发展合作”的知识构建、范式研究、制度建设和地方实践，推动实现发展—安全的良性互动，塑造发展和平的世界秩序。

(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原载《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