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化能否治疗大学病？(图)
2012年07月22日  南方都市报
 

　　钟伟民：大学不是工厂，是没法从外面搬来的。世界一流大学的三个要素，老师和学生，以及他们所形成的学术氛围，都是搬不过来的。

　　熊丙奇：和国外大学合作，最后不还是纳入内地统一招生、管理？做不到自主招生、学生自治、学术自治、教授治校，不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中国教育改革依然举步维艰。

　　当中国的大学开始尝试改革、创新之时，一股来自国外的涓涓细流，也试图在中国高校之林培育“杂交植物”。近年来，高等教育国际化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都凝聚不少拥趸。但在全球范围内，人们对“全球化的大学”仍存有隐忧和争议，而类似合作能否彻底解决中国大学之病，国内外学者对此并不乐观。

　　水土不服的尴尬

　　背景：今年5月8日，新加坡第四所公立大学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一开学，就吸引了新加坡国内外的目光，这是一所“混血”的大学。它的体内有中国高校的D N A，也流淌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血液。根据协议，浙江大学与新科大将在教学、科研、学生互换交流及学科竞赛等领域展开全方位深度合作。浙大将为新科大本科生开设多门有关中国文化及企业家文化的课程，而其余的90多门课都是由麻省理工学院负责设定。对传统大学而言，融合东西方的“新科大模式”无疑带着突破传统教育藩篱的锐意和光芒。

　　浙江大学校长杨卫在一次论坛上表示，这种办学理念是全新的，打破了传统的院系体制，而采用新的构筑知识的方式，更注重于多学科的融合，不是做成一个个学院。这是全世界首个将设计和创意的概念与工程研究融合在一起的大学。该校采用了三明治复合型课程、留学基金、夏令营等三种国际合作伙伴发展方式，还与世界各校成立联合研究中心、远程交流中心等。

　　雷蒙：中美的教育体系是不同的模式，我觉得中国借鉴西方的先进经验，有四个步骤。第一，了解。第二，引进。引进不是简单地复制，而是了解国际通行做法，然后根据我们的环境来改造。第三步，创新。你不能说这是国际做法，我们改一下就大功告成，停滞不前了。更重要的是以此为基础，做一个更新、更好的东西。这是人类的使命。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就是发明、创造新的东西。而最后一个步骤是贡献，把你的创新贡献给世界，让世界变得更好。

　　刘道玉：自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开始与国外大学实行各种形式的合作办学，至今已有600多个合作机构和项目。但是，由于指导思想不明确，疏于管理，除了一两所办得比较好的合办的大学外，其他的都名不符实。相反地，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乱象丛生，声誉扫地，只不过是把中外合作的形式当做宣传秀而已。

　　从本来意义上，实行中外合作办学，是希望引进发达国家的教育资源，使外国先进的教育理念落地中国。可是，“橘生于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外国的先进教育理念在中国遭遇了水土不服的尴尬。鉴于中外合作办学中存在的问题，教育部又决定对全部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动刀子”，进行贴身全面的检查与评估。这种检查到底有什么作用，人们只能拭目以待，但愿不要再重复多年以前对大学本科教学假评估那样的错误。

　　从引进国外先进教育理念和资源的角度，最好的办法是允许国外一流的私立和教会大学在中国独立办学，这样就不至于受到中方的掣肘和中国传统教育观念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是建设世界一流水平大学的最佳选择。但是，这又是一个很难实现的愿景。

　　合作双方各怀心事

　　背景：为了吸引境外高校与中国内地院校合办大学，2003年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希望利用提供土地等方式支持境外高校到内地办学，为内地培养更多国际化的优质人才。《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要提高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借鉴国际上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经验，吸引境外知名学校、教育和科研机构以及企业，合作设立教育教学、实训、研究机构或项目。

　　2009年，广东省政府发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提出要重点引进3-5所国外知名大学到珠三角地区合作举办高等教育机构。其后，《深圳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率先提出，要建设深港澳地区教育合作办学探索区。2010年2月6日，深圳市政府与香港中文大学签署了教育合作办学备忘录，确定了双方在教育方面先试先行合作办学的意向。

　　但许多有意北上的港校表示，办大学和企业有所不同，学校更像一个小社会，物理形态虽重要，但更为核心的价值应是无形的内涵。“最大的困难是两地制度不同，文化也有所不同，办学的理念也可能需要有一个长期磨合的过程。”港中大一名深圳办事处发言人说。

　　沈祖尧：此前有报章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分校能在明年收生，我相信应该不会那么快。目前，我们和深圳市政府和教育部还在协商之中，我们还在等签订最后的协议，所以暂时还没有明确的时间表，最早应该会在2014年。我们希望能把分校的一切事务打理妥当再开始招生。办一所大学，不仅校舍要有保障，更需要有教授，有教学大纲，有教学设施和实验设备。全球招聘教授，在学术委员会及教务委员会审议通过所有教学大纲，完成所有教学设施条件，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准备。

　　章必功：广东省是所谓的教改试验区，但我感觉其试验性还不够强。我曾经说过，立足广东办好自身教育。对外合作办学，不是发展高等教育的主渠道。

　　钟伟民：高等教育改革是没有捷径的，中国自己办学也好，与国外大学合办新的大学也好，所面临的挑战是一样的。完全照搬国外学校的课程体系和管理模式似乎是一条捷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首先，大学不是工厂，是没法从外面搬来的。复制一个工厂比较容易；只要有足够资金，造好厂房，买来一流的设备，照搬管理模式，就基本上成了。但是，前面提到的世界一流大学的三个要素，老师和学生，以及他们所形成的学术氛围，都是搬不过来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加州大学等美国很多的州立大学都有几个分校，但这些分校的质量和名声有很大的差别，可以一个分校是一流的，而另一个是二流甚至三流的学校。

　　其次，哈佛、耶鲁、普林斯顿、斯坦福这样的美国顶尖大学最看重的是学校的声誉、它的独特性和其所授学位的品质，所以，这些学校是不会在中国(或世界其他地方)开设授予学位的分校，更不会通过其他学校授予它们的学位。在能完全满足它们办学方针和教育理念的前提下，这些学校或许会愿意全面合作一起办新的大学，用来推广它们独特的教育理念。比如，耶鲁大学正在与新加坡大学一起办一所全新的本科生学院，但它授予的是新加坡的学位，不是耶鲁的学位，而且耶鲁不在其中获取任何经济与学术上的利益。

　　也就是说，现在愿意在中国办分校或联合办学的学校，不会是世界上最顶尖的大学。它们这么做的原因，有的是利用中国的影响来提升它们在世界上的声誉，也有些是纯粹来赚中国学生的钱。所以，是否走中外合办这条路，关键还是要自己先想清楚学校的定位，要办一个什么样学校来培养什么样的学生，这样才能甄别：对方是志同道合的伙伴还是在利用你来赚钱或赢得其他非学术利益。

　　沈祖尧：港中大的深圳分校，是为国家培养更多年轻的人才，希望他们有理想，有健康的价值观和教育，而非是要通过办分校来赚钱。

　　“麦当劳”模式陷阱

　　背景：去年“大运会”在深圳举行之际，世界大学校长论坛也在此举行。会上，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大学校长们，热议高等教育国际化。美国纽约理工大学校长爱德华·居伊里亚诺希望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大学”，在世界不同的地方只提供一个学位、只提供一套课程，学生可以到处走。但发展中国家大学校长质疑，“这种类似"麦当劳"的模式虽然有质量控制的优势，但是也有劣势，这是否代表了一种文化殖民主义？”南非罗德斯大学校长Saleem Badat称，世界一流大学并没有固定的黄金标准，南非不需要25所哈佛大学，更需要有25所大学能在本地、国家乃至全球层面更好地影响高等教育的发展。

　　沈祖尧：中国近年来积极引进西方大学以促进教育改革，这些大学包括诺丁汉大学、利物浦大学，近期的还有北卡罗来纳大学和莫纳什大学。我们应该学会更透彻了解全球议题和其他地区的问题，并令其他地区明白和欣赏我们的文化。我们应明白文化的多元化和差异，同时保持自己的身分和特点。

　　熊丙奇：国内大学和国外名校在海外合作办学，确实可以提高学校自身的教育资源，为师生提供更多的机会，也可以有不少空间去实践办学理念，但整体而言这种办学模式和中国教育界关系不大，而是外国当地政府的事。

　　“学习外国经验推动中国教育改革”这样的理由难让人信服，因为目前国内大学与境外大学合作的例子不在少数，从海外求学回归的中国高校教授也难以计数，对国外教育经验可谓了如指掌，但中国教育改革多年成效不大，根源不在经验，而是机制问题，在于现代大学制度的缺失。和国外大学合作，最后不还是纳入内地统一招生、管理？做不到自主招生、学生自治、学术自治、教授治校，不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中国教育改革依然举步维艰。

　　辩手

　　章必功：深圳大学原校长

　　沈祖尧：香港中文大学校长

　　杰弗里·雷蒙：美国康奈尔大学原校长、北大国际法学院创院院长、上海纽约大学C EO

　　刘道玉：武汉大学原校长

　　熊丙奇：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钟伟民：耶鲁大学分子、细胞和发育生物学副教授，美国华人生物学家协会副会长

　　统筹：南都记者庄树雄 梁健中

　　本版采写：南都记者庄树雄 王日晶 刘春林 实习生蒋鸿昌

　　作者：庄树雄 梁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