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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美&中法管理学院院长刘宝成谈中外合

2012-08-06 15:01 作者: 中外合作办学教育网 来源: www.cfce.cn 浏览:
摘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美&中法管理学院院长刘宝成谈中外合作办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美国际管理学院及中法国际工商管理学院院长刘宝成谈中外合作办学

 

时间:2004年7月9日15:00
地点:搜狐网直播间
嘉宾:刘宝成-中美、中法国际管理学院院长
主持人:陈朔-《中国MBA》杂志记者、编辑 

 
   刘宝成,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美国际管理学院及中法国际工商管理学院院长,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员,美国马里兰大学客座教授。主要讲授营销学、商务沟通、企业管理、商业法律等课程。1986年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获经济学学士,1994年至1998年任美国Seton Hall大学国际工
商研究所研究员,先后获该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和跨国经营理学硕士学位,任该大学斯德尔曼管理学院客座教授和蒙特克利尔大学客座教授,后回国攻读法学博士。
  自1988年以来,刘宝成教授先后兼任英国伦敦出口公司部门经理、英国费·劳森公司驻华经理,现兼任美国诺金公司国际事务顾问、美国基翱国际公司副总裁、北京诺舟企业咨询公司董事长,从事国际投资、贸易和市场营销的运营与咨询工作。

  在国内外发表的主要作品包括:《现代营销学》、《国际营销学》、《商务英语谈判》、《提高中药国际市场竞争力的策略》、《产品包装与企业竞争力》、《The Assessment of Opportunities After WTO Entry》、《新经济-新竞争-新思维》、《美国对外贸易管制体系及其特点》、《China Foreign Trade System》、《China Customs Administration》、《Why China Now?》、《对外贸易运输程序》、《中国涉外经济管理实务》、《营销与公共关系》、《中国对外国投资的保障问题》,参与《当代国际贸易与金融大辞典》、全国外销员教材《对外经贸理论与实务》及《习题集》、《国际贸易运输》全国自学考试教材、联合国《中小企业出口秘密》等项目的编写工作。他独立翻译的《布莱克韦尔商业伦理学百科辞典》填补了中国商业伦理学科的空白。他担任副主编及主要作者的《Doing Business with China》已在英国出版发行。此外,刘宝成教授还提供大量的学术专题报告和讲座,其中包括美国之音的《国际论坛》、中央电视台的《商界名家》、中央党校的《商务谈判》、奥维士公司的《对外贸易程序》、101远程教育网的《国际营销学》等教学录像节目等。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中国MBA》杂志的记者陈朔。今天做客搜狐商学院院长访谈的嘉宾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美、中法国际管理学院的院长刘宝成教授。

 
  主持人:刘院长,我第一次知道您还是通过中央电视台的《商界名家》栏目,您作为特邀嘉宾参加节目,与赵本山一起探讨点评“刘老根”的商机。作为一个商学院的院长,您是如何评价、看待一个商学院的发展和经营之道的?

  刘宝成:商学院应该首先是一个会学习的教育机构。从两个方面学习,一个是从各个学科里边吸取充分的营养。因为商学是一个应用型的学科,严格来讲它不是一个严格的科学,所以说它学习从各个学科里边吸收营养来指导具体实践是商学院的特殊使命之一;另外一个就是深入观察和学习社会现实,了解商业当中的具体问题,及时将其充实到商学院的课程和培养模式当中来,这是商学院的又一项特殊的使命。许多成功的商学院也是这样走过来的。现在用经营这个词来谈教育机构,对商学院来讲是非常适合的,因为商学院面临的是社会对知识和技能的需要和供应之间的一个市场关系。但是它的集中载体是人,即我们的学生。有了知识和技能为武装,他们就会去创造和领导商业社会。有一点我觉得商学院和其他任何教育机构的职能是一样的,那就是社会责任。现在有很多争论,关于商学院是不是市场化的问题,关于商学院还是坚持以普通文科为本的问题,关于商学院是不是短期或者长期行为的问题,但是有一点是毫无争论的,商学院作为任何一个高等教育机构来讲,它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是不容质疑的。这个社会责任体现在对学生知识的传授,对学生素质的培养,对他的未来创业机会的敏感度,而最为简单的一个尺度就是要对得起人家的学费和时间。这与对待一般产品的顾客不同,顾客买到次品还可以退货,而学生的青春是不可逆的,因此是无价的。拿不上档次的教育对付学生无异于犯罪。与其他学科所不同的是,商学院的教育质量会立即受到社会的裁判。毕业生的就业状况,薪酬水平,这些都是立竿见影的硬指标。商学院的各种排名就在不同的层面上对一个商学院做出裁判。

  商学院教授的是经营之道,而商学院本身也需要经营。如何自身定位,如何让潜在的学生和未来的雇主乃至广大社会认同它的价值,从而给它更多的支持和关心,如何将好的设施、教授、课程、管理、服务等资源有机地、动态地整合在一起,服务于既定的战略目标,这些都需要经营。


主持人:近年来,我国中外合作办学从规模到数量都有了迅猛的发展。以合作办学的形式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对在总体上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的现代化和国际化进程具有深远的意义。那么对它的质量和发展现状您是怎么评价的呢?

 
  刘宝成:中外合作办学是中国教育的第四生力军,中国人接受教育无非有四条途径。一条就是传统的国立大学,一条就是私立的或民办大学,一个就是出国留学,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中外合作办学,而中外合作办学与前面的三者是不矛盾的,而且是相互兼容的,相互促进的。首先,现在大多数的中外合作办学是在国立大学的体制下,以二级学院的形式和国外的大学合作;其次,国内民办大学至今成气候的不多,如果他们运用灵活的办学机制,与国外大学进行合作,走出一条资本化加国际化的道路,它们就能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再次,出国留学是一条机会成本高昂的道路,现在把西方的一些课程体系、教学模式以及管理手段引进到中国来,嫁接到中国的教育机构当中,为中国的学员、学生提供了一个在本土学习外国知识,接受外国商学院风范的一个非常便利的机会,这样他们不至于离乡背井就可以受到更好的更多元化的教育。所以我认为这是中外合作办学,尤其是商学院存在的一个基本价值。当然从宏观来讲,我们还可以为国家节省外汇,为国家更大规模地培养具有国际化特色的人才。迄今为止,我们国家中外合作办学,据我了解有各类的学院的、项目的、中心等等算起来有137个,真正举办MBA、EMBA的有30多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一直是在国际化方面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中美国际管理学院和中法国际管理学院都是该大学分别和国外的一流大学合作的。中美学院的合作伙伴是美国的马里兰大学,经过长时间的合作,大家越来越有默契。比如说马里兰大学的院长,叫Frank,他两个星期前来到了中国,与我们磋商增设DBA和本科双学士的教育项目;中法学院的合作伙伴是法国巴黎第一大学,巴黎一大的Helfer教授十三年来一直对中法学院情有独钟,他也同意和我一起担任中法学院的院长。从去年开始,中法学院的招生规模扩大了一倍,所以这就是中外合作办学的生命力,它还体现在其他很多地方。

  主持人:中外合作办学近年来是个热点,这既是优势,但同时也意味着要接受更多的审视、评价和挑战。那么您作为掌舵者之一,您觉得中外合作办学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刘宝成:我想中外合作办学最大的挑战就是看你的决策者,或者说决定是否举办中外合作办学、决定中外合作办学往什么方向上走的这些决策者,他们的远见。如果你对办学没有那样的激情,没有那种触觉和敏感,中外合作办学的优势就很难发挥出来。实际上,中外合作办学可以说,你只要看到了,你就做到了,因为资源几乎是现成的,你只是直接地对资源进行嫁接和整合。同一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合作伙伴。因为是合作办学,要看对方有没有一个和你共同的理念。比如说,你是一个高收费的还是一个强调品牌的,你是一个投机的还是一个致力于长期发展的,所以不同的期望值可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我觉得只要是在合法的范围内,没有对与错的问题,关键就是说合作双方是否在期望值上一样。如果大家都希望去尽快地收回成本,这个无可厚非,因为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期望,但是值得担心的就是说,如果一方坚持先打造知名度,争取长期的受益,而另一方愿意急功近利地收获回报,这样就产生了我们所说的同床异梦的现象,也预示着中外合作办学已经出现了裂痕。第二严峻的挑战是体制的问题。大量的中外合作办学,正如我刚才所说的,是一个园中园的做法,附着在一个国立大学里,好的是作为二级学院,差的是作为某个二级学院的项目,抛开所有的优点,这样就很容易产生一个所谓受体不服的问题。它的特殊性需要一个新的运转机制,但是你必须接受一个传统的国营事业单位的人事制度和财务制度的安排。另外,中外合作办学的宏观管理体制有构成了同一问题的另一挑战。比如,中外合作办学发放的是国外大学的文凭,他们只有学位而没有学历,而中国的劳动人事制度要求双证。其实,学历是计划体制的产物。在真正意义的学分制的办学模式当中,学历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可以三年修完学分,也可以六年修完学分。从全国范围来讲,中外合作办学还处于尝试阶段,所以政府还有点缩手缩脚。比如,年度审批制度就是举办者缺乏计划性,你不知道下一期能否审批通过,能审批多少名额。这种宏微观的制度安排有点像中国刚刚开始经济领域的开放一样。在刚刚开放经济领域的时候,我们也是说把合资公司作为一个大的国营公司的母公司的一个二级分公司,责权利不够明确,政府部分也看得太紧。15年前中国合资企业碰到的问题,现在在中外合作办学领域里是比较普遍的。

 

主持人:据我个人了解,您教过书,曾海外留学,还做了企业,并且都很成功。那么是什么吸引您弃商从教,放弃高额的商业利润投身到教育行业这个相对清贫的事业中来的呢?另外还有一个小问题我想向您求证一下,我听说您放弃了18万的年薪,每月只领取一块钱,是真的吗?因为
这在我们看来是比较难以想象的事情。您这么甘于奉献的原因是什么?

  刘宝成:我在2002年7月初首先接任中法国际管理学院的院长。中法国际管理学院是中国和国外合作历史最悠久的MBA教育机构。现在已经有13年的历史了,它创始于1991年。中法学院一直得到了法国政府的资助,所以学费非常之低,而且根本不用做任何广告宣传。我接手中法学院的时候,法方实际上已经决定停止进一步的援助了,不是因为别的问题,而是因为法方对海外的资助计划一般都不会超过12年。当初我觉得对这样的挑战还没有很大的把握,只是带着试试看的态度,这也是学校领导的信任,自己作为与经贸大学有20多年缘分的校友和职工,也没好意思领任何报酬。但是在几个月的时间内,中法学院出现了转机,我们也坚定了继续维持和壮大的信心。接下来,正好那时候经贸大学和美国马里兰大学磋商成立中外合作商学院的事情,学校领导的决定让我来创办中美国际管理学院。中美国际管理学院相对较新,在2002年的9月24日成立,但是中美学院的诞生对中国的MBA教育,尤其是中外合作办学,产生了一定的积极的影响。比如《中国青年报》曾经评价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和美国马里兰大学创办的中美学院,“标志着中国和国外二、三流大学合作历史的结束”。这个话其实还不是非常正确的,因为我们的中法学院,实际上是在十年前就和国外一流大学合作了,但是只是它的知名度不够高。但这个评价对我们来说还是挺悦耳的,它毕竟也说明,马里兰大学是到中国来合作,是少有的国外一流大学与中国大学的联姻,尤其是美国的大学。那么驱使我推动中外合作办学的具体原因总结来讲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我本身从1981年就来到经贸大学,所以对经贸大学的上下都非常熟悉,都抱有非常强的感情色彩,效忠母校这是一个义不容辞的责任;另外我看到很多好的合作伙伴,马里兰大学和法国巴黎第一大学,跟他们打交道,一方面他们不会轻易的失约,另外一个他们的作风,他们的学术风范,都会给你一种严谨愉快的感觉;第三个方面就是因为我本身的背景。中外合作办学有学术的性质,有外交的性质,有商业的性质,如果一个纯粹的书呆子,我想他管理中外合作办学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它的市场导向非常敏感。同时你如果是一个简单的市场经营者,而不懂学术,你也很难去管理一个商学院,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学院。我觉得我是在一个不是非常高的水平上,体现了两方面素质的融合。我陆续在英国的公司工作过,又创办了自己的公司,在美国的公司也有多年经营和管理的一些经验。后来我又在美国大学念了几个个学位,又在那儿任教,所以我基本上能够跟他们在同一个波段上交流,在同一个市场上找到相互认同的感觉。基于我对主客观的判断,我觉得我应该能够在中外合作办学领域发挥我的特长。校领导的确很慷慨,为我担任中美学院的院长提供了18万的年薪,但是我觉得这不合适,校长才领多少钱?办教育可以商业化,但教育者不一定要商业化。我始终坚持,教育是一项使命,不能仅把它看作一份职业,所以我把这份报酬拿出来做奖学金。为了区别于志愿者,我每月领一块钱。

  从大的方面来讲,我在不同的场合说,中国目前的两大主要问题是两个P,即人口(population)和环境污染(pollution),但是这不是根本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是另外一个P,即人(people)。日本的人均土地面积是中国的1/32,而他们还鼓励生育。人的素质提高了,人口就变成了人力,环境自然也就改善了。人的素质来自于教育。商学院培养高端的人力素质,培养人们如何将各种资源配置到一起来创造财富,有了财富,教育才能持续。能够以自身的绵薄之力贡献于中国的教育,尤其是商学教育,这也是一件可以自豪而且无悔的事情。


主持人:最近新浪网评论说,“中美国际管理学院的出现,创造了中国MBA教育的传奇”,这个传奇是如何产生的呢?另外一个问题是,与本土化的MBA比较,中美、中法国际管理学院在培养目标方面是如何定位的呢?

 
  刘宝成:请允许我把这两个问题混合起来回答吧。我觉得既然是MBA都应该有一个共同的大目标。我们现在明确的目标就是培养数字经济时代的领导者。一是它突出了我们培养MBA他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时代的大潮下去游泳,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数字的、信息的时代。第二要培养领导者,实际上领导者应该分两种,一个是高层的管理者,一个是独立的创业者。那么在新的信息时代进行创业,能不能利用国际化的资源,这又是我们考虑的一个问题。我们既然是中外合作办学,中外合作的MBA,那么我们综合起来应该是培养具有国际战略视野的,又能够以立足于中国,把中国看作国际大市场一部分的这样的国际化的时代的领导者和创业者。所以说,为了这个目标我们就提到了一个VIPPS的培养模式,V(vision)就是视野,I(innovation)就是创新,P(professionalism)就是专业化,第二个P(practicality)就是实效能力,S(state-of-art)是代表领先性。这是我们的培养模式,和我们的目标是相吻合的。

  中美学院采用全班的马里兰教授,颁发与本部学生相同的学位,在本部学费8万美元的情况下,我们坚持收取相当于2.6美元的学费,中美学院首创的三联导师制,教学伙伴制,以学习行动计划取代论文的ALP模式,这些都属于促进学院快速提升的机制。

  其实我们的中法学院如果不是传奇的话,它应该也算神奇。学生在一年的时间内是法语从零起点提高到专业化的水准,模块式的课程安排,超低的学费,家庭般的人为色彩,“友爱,勤奋,成就,责任”的培养目标,都属于值得我们骄傲的办学模式。在国外评价商学院的一个指标叫做“沧海遗珠”,指虽然知名度不高,但成本和价值相比最合算,中法学院就是这一指标的典型。

  最后,我们特别强调“两端”,一端就是要有眼光,我一直非常欣赏电影《空中大灌篮》的主题曲,就是乔丹和很多小动物在一起的那个动画片,那个主题歌就是“如果我能看到,我就能做到。”这很关键,现在这个时代不是给你十年磨一剑的时代了,你要在一年内做一个铸剑的工厂。你能不能看到,能不能让有资源的人看到你所创造的价值?在这个全新的时代里,他们照样会勤奋,但是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勤奋;他们照样会沟通,但是他们会以一个新的时代的模式去沟通,这应该是我们的培养模式。为了这一点,我们坚持全外文的授课:中美学院全是用英文;而中法学院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全日制,它用法文为主,而英文为辅,另一种是在职班,它以英文为主,而法文为辅。我们认为,语言不仅是一个技能的问题,它也是一个知识的载体,贯通国际的商业文化,给大家以原汁原味的熏陶,我觉的用原版语言可以给大家更直接的影响。很多中国的学员在获取专业的知识的同时,也可以实现一个双向的目的,就是既提高了外文,也提高了学习的效率。再一点就是,中美学院和中法学院都不细分专业。可能有些人感到不理解,因为往往读商学院都分会计专业、金融专业、信息管理专业等等,那么现在我们没有分专业,而是强调三个重要的方面。一是战略,二是沟通,三是信息技术在管理当中的应用。因为我们的定位就是培养创业者和领导者,所以具体的一些财务之类的技术问题,一些金融的计算工具,统计模型,应该是他们的下属或外请专业公司来做的。我们不愿意看到我们的学员在毕业以后还是一个会计部门的副主管,或者是一个人力资源部门的普通的管理者。他们应该是能够驾驭这个时代的潮流,能够引领一个企业走向一个新地平线的人。


主持人:您管理的两个商学院,一个是与美国合作的,一个是与法国合法的,在大家印象中,美国文化与法国文化、欧洲文化还是有很大差异的,那么在不同学院的教育方面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

 
  刘宝成:首先说说它们的共同点,一个它们都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二级学院,它们的形式是中外合作办学,而且合作的对方都是国际一流的大学,一个来自于美国,一个来自于法国。它们同样是培养MBA。现在具体有哪些不同呢?首先,从经营和管理以及学院的文化风范上有很大的不同。中美学院美派的气息比较重,个人英雄主义,自我感觉都更加良好,冲劲非常足,往往在两点之间画直线,不会接受“NO”作为回答,思维活跃,讲究争论,办事直截了当,老师掐着表上课,中间休息的15分钟都是不算时间的,一切都是板上钉钉。中法学院就比较优哉,老师早早地可能就站在楼道里和陆续到来的同学打招呼,但是他也可能迟到十分钟。下课之后他可能和学生去跳舞,大师级的教授在法国机场接待学生,有的开着小破车等三个小时,这在美国教授身上是不可能发生的。另外就是中美学院的教学是完全美国派的,一个教师是美国派的,另外教材都是印得非常精美的、硬壳的教材,一本书七、八十美元,大家都觉得身份感很好。中法学院几乎没有固定的教材,大家都是几张纸,他们越好的老师越讨厌教材,因为他们认为教材一旦印成了课本以后,尤其是硬壳书以后,就是过时的商品了,不能代表最新的潮流,不能反映他们的思维。所以中美学院商业色彩比较重一些。另外,恐怕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们的学费,中美学院21.6万人民币,中法学院最高收8万多人民币。中法学院有两种培养模式,其中有一个普通MBA的模式,也就是全日制MBA。全日制MBA招收的年龄相对比较低,收入也相对比较低,但是他们都非常活跃,学习能力非常强,往往都是开始一句法语、一个法语字母都不会念,到这里来训练一年法语,第二年用法语上专业课,一年要完成上千小时的语言课。他们评选谁是最残酷的教授,那是魔鬼斑的训练,一天12个小时,天天疯狂地学习。如果说看整个经贸大学里边哪个学院的学生最用功,那么一定是中法学院的学生。你想你们原来学英语学了多少年,但是你们现在的英语又如何?但是中法学院的学生学一年法语就可以达到专业化的水平,甚至连法国的同行都认为,即使把这些学生派到法国去,他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达到这么高的水平。他们的学费才6.6万元人民币。我有点开玩笑的说,我中法学院是三流学校的学费,一流大学的学位。巴黎第一大学是索邦大学集团的一只旗舰,它历史悠久,也就为我们的中法学院注入了长久的文化积淀。马里兰大学尽管在中国人眼中也有很悠久的历史,她是1856年成立的,但是马里兰大学的商业氛围比较重一些。跟法国的合作伙伴说今年我们比较困难,你少收点钱,他们可能会配合;但跟美国我们连提都不提说能不能少收我们点钱,合同就是合同。所以就是风格不同,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多元化。

  主持人:那是不是说美国更讲究商业价值?

  刘宝成:起码和法国文化相比,美国文化是非常肤浅的,所以他们喜欢在两点之间画直线,他们工作人员的报酬是与学费收入挂钩的。即使对于学院,他们动辄市场、战略、客户、价格领先,而法国人更显得人情脉脉。但是从MBA的教育来讲,这也是一个讽刺,美国教育是正宗,所以中国人对美国的MBA还是有一种抹不掉的情结。

  主持人:那这两个学院是怎么做到资源互补的?

  刘宝成:既然同是经贸大学的学院,同时我觉得实现资源互补一个最有利的条件就是我同时担任两个学院的院长,所以大家起码来说,原来两个班子团队也就自然而然的都接受统一的领导。从我们现在的安排来说,就是 “资源协调、教务分开”这样一个模式。教学设施是共用的,两边的教学模式太不相同了,所以从管理到教学安排来讲,我们是分开的。但是对于学术,比如我们同用一个教务长,他来协调安排,而且我这个教务长的英文和法文都非常的流利。我现在一边一个院长助理,中法这边一个,中美这边一个,他们之间也相互协调。推广也是拖带式的安排。我们的网站都是先给你一个门户,中美学院、中法学院分别让你有一个点击的选择。有些活动安排也放在一起,但是一般来讲,我们要尊重中美和中法老师的一些特点。有的时候他们两边都不买账,法国人瞧不起美国人,美国人也瞧不上法国人,那就没有办法在一起了。各种讲座,学生活动尽量安排到一起共同分享。对了,我们两个学院的学生会还创立了中外合作办学学生联合会,有些活动还得到了企业的赞助。我的长远的理想,当然要取决于伙伴的配合,就是两边能够承认学分。再有一点互补,就是我们现在逐步转向主要以我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为主的教学队伍,他们是统一的,不管是在中美学院还是在中法学院,无论担任的是正式的授课还是辅导。


主持人:您曾经说过没有质量永远都是残次品,没有特色顶多就是一般产品,您认为应如何铸造质量,发展特色呢?

 
  刘宝成:现在有很多的说法。热点之一的就是特色的问题。每一个机构,尤其是商学院都会做出很多的特色出来。因为商学院是一个非常高端的产品,越高端的产品做特色的空间就越大。但是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质量是不容置疑的一个首要。没有质量作保障而空谈特色,纯粹是哗众取宠。刚才你用了产品这两个字,如果从产品竞争角度来讲,什么时候谈特色?我曾经说应该给特色缓行,为什么?就是说你首先是要把握质量,把握达到一个通用的标准,然后再谈特色。在代表中美学院去领取“中国最具领导力的MBA第四名”的奖项时候,我曾经有点调侃地说,“在正式讲演之前,我想提两个反悖论。现在大家都是说尽量属地化,用我们的老师开发我们的教材,把《周易》、《孙子兵法》搬到商学院里边来。这些都是很好的倡议,但是有一个值得质疑的就是‘凡是民族的就是国际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反悖论,裹脚布是民族的,但是它不是国际的。我认为民族的必须要达到一个国际认可的水准才能够是国际的。因为你必须用同一个标准来测量,如果不用同一个标准来看待,就没有一个沟通和评价的平台。第二个反悖论就是说特色的问题。如果给一只刺猬浑身绑上孔雀毛,它会非常有特色,但是它终究不会是凤凰,因为你没有给它凤凰的灵魂和雍容。”所以我一直坚持,在质量没有做好的时候不要轻谈特色。从普通的商品竞争来讲,特色什么时候出现?特色是在质量标准化,竞争白热化的基础上出现的。中国的商学院质量远远没有标准化,竞争也远远没有白热化,因此还是希望大家扎扎实实地做好基本功。

 

 中国MBA的症结

  主持人:MBA在我国的发展非常迅速,但是十年来MBA教育的实际效果并不是很明显,有的公司在招聘时甚至划定了MBA薪水的千元上限,还有的公司拒绝MBA进门,认为他们只是一块金字招牌,并不能为企业带来绩效。中国的MBA项目还没有真正地办出自己的特色,树立自己的品牌,您
认为问题出在哪?该如何解决呢?

  刘宝成:首先请允许我不太同意你刚才的提法,就是说中国的MBA教育的实际效果办得不是很明显的问题。的确,你如果和西方的标准去比,那么我们离人家的标准差得很远。在尖端的科学领域,我们落后差不多10~15年,美国的MBA最初始于1908年,中国的MBA出现在1990年,前后差80多年的历史,不管你跨多大的步伐,你很难在很短的时间内跨越80多年的历史。这是说中国人不聪明吗?不是,中国人实际上是不需要。上半个世纪是战乱,大家都在忙着打仗,文化大革命不用说,后来是搞计划经济,这样的经济模式需要的是兢兢业业的干部,所以它没有这个社会的需求。需求是市场之母,需求也是质量之母。所以说中国的MBA还是相当幼稚的,但并不是说它的效果不明显或者我们各个商学院没有尽力。各个商学院已经是尽力了,问题是我们MBA的舞台。如果把MBA看作是我们培养的一个种子,它将来会播在什么样的大地上;如果把MBA放在一个裙带关系至上的企业里,那他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够适应这样的环境,要么就是把知识磨掉,要么就是取得它的领导者欢心之后才能发挥他的所学。另外一个,国有体制改革现在还远远没有到位,所以使他们发挥余地的地方就会受到限制。培养什么样的MBA,这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非常大的疑惑。我们培养的MBA是要马上去上手,马上去适应社会,还是去挑战社会现状,创造商业社会的未来?比如说,在中国关系网很重要,关系网对于企业的成败是非常关键的。那么我们的MBA是不是要开设卡拉OK培训课,训练你一桌饭能喝三瓶茅台呢?这样你可以适应,但是适应的是社会的哪一个方面?我觉得我们的MBA应该是一股清新的空气,来扭转商业社会上的一些局面,因此我们强调他们的商业道德,对是非做出正确的判断,而不是一味的去追名逐利。现在,优秀的商学院在培养方针方面也做了大幅度的调整,原来是说要MBA作为企业领导者要追求股东利益的最大化,那么现在我们改了,我们说商学院的培养模式应该是使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利益最大化和均衡化,就是说MBA的未来的任务不光是让投资人高兴,你必须让你的员工高兴,让你的客户高兴,让企业所在的社区高兴,而且要让他们长期地持续地高兴。有鉴于此,我们光培养MBA的技能是不够的,我们要培养他们去领导社会的风范,甚至说是改造社会的一些陈规陋习。尤其是在中国,我觉得这样做是更有必要的,他们应该是社会的表率,他们应该去影响社会,尤其是商业文化向积极的价值观发展。我曾经在一个正式的场合说过一句非常不正式的话,我期望如果中国企业领导者的时间再拨25%由餐桌转化到课桌,中国的GDP会更加健康地增长,因为消费可以创造GDP,但是不能创造生产力。你看看我们多少的老总,多少企业的领导人,天天周旋在餐桌上,卡拉OK的包房里,如果说他们明天需要交作业,需要讨论一个哈佛的案例,他们就可以更加职业化来讨论问题,而不是说浪费几个小时吃吃喝喝,最后只谈上两三句正题。


商学院院长更应像市场上的一匹野马

  主持人:刘院长,您曾经在美国商学院执教,现在又在中国担任两个商学院的院长,那么以您的亲历亲闻,您觉得中国的商学院院长与国外的商学院长的区别在哪里?国内外的商学院之间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刘宝成:说实话,中国商学院的院长普遍比较窝囊。中国的商学院院长还是一个相当于国外商学院系主任的角色,你的财权,你的人权,你的物权都受到非常大的限制。另外中国的商学院院长普遍看起来比西方的商学院院长更高尚,更从容,他们大多是学术标兵,劳模,为人处事十分严谨,而西方商学院的院长就是一个公司的CEO。在内部,他要围绕培养目标组织各种经济和智力资源,在外部,他要去拉赞助。马里兰商学院从一个房地产商那里拉来了1500万美元的赞助,它每一把椅子几乎都有赞助人的名签,这就是拉赞助的结果。此外,他要把课程当作商品卖到社会上去,要把所有的学生像商品卖到社会上去,而且要卖出好价钱,评价商学院成功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它的毕业生的就业率和他们第一年的平均薪水是多少。

  主持人:商学院院长在国外是一个职业?

  刘宝成:对,他是一个职业,有点像说“赶起路来像兔子,干起活来像驴子,求起人来像孙子”,有这种企业家的感觉。但是中国的商学院是一种职位,是熬上来的,那么他们更加优哉,他们的生活质量也应该是比西方的商学院的院长高。但是我不是说待遇方面,而是说他们比较悠闲,没有那么大的经营压力,不需要拼命地到社会上去找钱,去卖学生,所以他们更加儒雅,他们要著书立说,起码在很多的出版物上做主编。

  主持人:国外的商学院的院长就像进入了一个市场?

  刘宝成:首先,我赞成中国商学院院长这样的做法。首先他必须保护住自己,美国商学院院长平均每两年半换一个,美国现在到处都在招聘院长。从《经济学家》杂志到《商业周刊》等等,反正你去找,到处都在招聘院长。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它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市场。商学院的教授和学生是最难伺候的。马里兰大学史密斯商学院的院长,他担任这个院长首先一个条件就是他要是全马里兰拿最高的工资的人,要比校长高得多。因为作为商学院院长,他要去化缘,他要去对付这些思维非常活跃的学生和挑剔的教授,对方董事会的预算,为投资人准备各种商务计划书,他的责任非常大。他今年66岁了,以前不是搞学术的,而是经营公司的。那么中国商学院的院长,我赞成他们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他们没有学术保底,三、五年不上课,没有学术成果,那么你这种心理的落差是非常大的。在当院长之前往往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老师,或者是一个系主任。多数院长都老死在一个单位,因为院长没有走进真正的职场。且不说当院长耽误了各种挣零花钱的机会,在卸任之后,如果发现学生不再欢迎你了,学术界也不再拿你当会事了,那是很悲惨的结局。


要想伟大,你就要和伟大的人合作

 

  主持人:聊到现在,我觉得您是一个很有远见卓识、很有计划的人,那么下一步,对于两个学院的发展,您有什么构想呢?您拥有什么力量来塑造你们学院的未来?

 
  刘宝成:其实你是在抬举我。我是一个只有方向没有计划的人。马里兰大学商学院的院长两星期前说了一句话,他说,倘若单枪匹马地做,你可以非常优秀,但是你永远不会做到伟大。你要想伟大,你就要和伟大的伙伴合作,和伟大的人合作。我觉得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这50年以来,尤其是在涉外经济管理领域,培养了无数的人才,这应该说是一个伟大的商科类的大学,那么马里兰大学和法国巴黎第一大学无论从它的历史还是从它的规模,还是从它的学术地位,同样都是非常伟大的大学。大学不同于培训机构,大学的使命感非常的强,大学它本身是社会的一个非常活跃的一部分。它本身就属于社会。你们可以看到很多公司是被继承的,但是没有看到一个大学是被继承的,他们真正是社会的。所以我觉得办学的力量在于,你的学校是不是和社会的脉搏同步律动,你有的时候可能要比社会稍微快半拍,把更新的东西引进来,更新的知识创造出来,传授出来,那么你就为社会做了一点应有的贡献。

  从战略的部署上来讲,我们在追求纵向梯级化,横向多样化,特色专业化。首先是要向两头纵向延伸。现在这两个学院分别是以MBA为主,那么往上游的延伸,一个是开发DBA(管理学的博士),还有传统的PhD,就是研究型的博士,一边是跟美国,一边是跟法国。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可以考虑搞一个工商管理类的博士后流动站。往下游就是想往本科,甚至是往大学预科发展。说实话,越往上走,这个金字塔就越明显。一个高等教育机构的任务无非是两项,传授知识和创造知识。面对传授知识越来越标准化的趋势,创造知识的能力决定了未来商学院的持续竞争力。我们陆续举办一些学术研讨会,现正在发起一个经济管理方面的学术刊物,引进博士项目,这些都是在向知识创造领域跬步迈进。我们按照一个统一的目标,按照最时髦的话说,你给一个学生成套的解决方案,就是念完大学念硕士,接下来再上几年博士我都可以。横向来讲,就是合作伙伴。对外国的合作伙伴,我们都是诚心诚意地合作,但是我们不应该把所有的鸡蛋都装在一个篮子里,倒不是因为在一个篮子可能会摔碎,而是一个篮子会容不下我们那么多的鸡蛋,尤其是我们的鸡蛋孵出鸡以后。另外一个就是要走专业化的方向。比如现在的MBA所谓五大模块——经济学、管理学、数量、营销、法律,那么这些大家都有,而且这些模块越来越标准化,老师也慢慢地标准化,教材已经标准化了。这看起来好像与我们现在不分专业的培养模式是矛盾的,其实不然。我们是在原有的模式上通过扩大规模和专业给学生更多的选择,是一种在原基础上的附件。也就是说,学生必须在学完规定的MBA课程的基础上才能选择继续向专业方向深造,或者攻读另一个更专业化的学位。那么这样的一般性的MBA,就在中国受到了挑战,因此我们今年在中法学院推出更加专业化的MBA——销售队伍管理,这是中国所有企业最头疼的问题,那么我们推出来了。而且我们的经营方式,如果看成是一个产品的话,就是批发兼零售。我把这个模块切成四个模块,包括他们怎么样和客户进行沟通,他们倾听客户需求的时候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表达的时候应该用什么样的语调,他们怎么控制应收账款,他们怎么和物流配合,等等。接下来我们在谈物流管理的MBA,要谈制造管理的MBA,所以合作伙伴多样化,同时专业方向更加精细化,这是我们横向的一个发展模式。我觉得中外合作办学的生命力在于说它应该是渗透到各种传统的也好,国外的也好,一些模式里边,但同时它又有一个非常主体的价值位置,这是我看到的它的发展希望。

  主持人:对于今后中外合作办学的发展战略,您个人认为是什么样的?

  刘宝成:从宏观角度来讲,我提出了一个中国中外合作办学五步走的战略模式,这点在同行当中也引起了一些共鸣。第一就是引进,第二就是嫁接,三是合成,四是本地化,五是国际化。利用中外合作办学这块窗口,直接把西方好的课程体系,好的管理模式,好的教师资源引进来,先填补我们的学科空白,“拿来主义”这是最现成的,最快捷的。一时的价格可能高一点,没有关系,因为你是在培养你后续的能力。那么原来很多的“拿来主义”不是很成功,就像移植一棵树,如果在移植这棵树上的时候同时带有一些原来的土壤,那么它的成活率会高一些。比如说现在我们中美学院所有都是由马里兰大学制订的课程,同时我们也在考虑嫁接我们自己开发的一些课程和案例。开发本国传统的历史遗产也是一条思路,比如说能不能把《易经》引到我们的商学院教学里边来。嫁接就是拼块,现在我们中法学院已经开始实现嫁接,把75个小时的课程分成三个模块,每一个课程当中,至少有一个模块是由我们中方的老师来讲课。下面任务就是真正将双方的课程和授课教师合成在一块,大家共同用一个教学大纲,使用合作伙伴的老师之间共同编写的教材。那么到了本地化,就是我们自己的学位,比如说中美国际管理学院的文凭,而不再是巴黎一大的文凭,或者马里兰大学的文凭,我们自己的文凭就达到了相当的含金量。最后一个就是国际化,现在马里兰把她的大学办到了中国来,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大学办到国外去。先从我们的一些优势学科开始,逐步地展开一些合作,这绝对不是一种排外,更不是设计的一个阴谋。实际上,越是属地化,越是国际化,你就越需要对外合作。但你自己必须壮大起来,然后跟一个很强的合作伙伴合作是非常愉快的事情。所以我希望中国所有的商学院在合作过程当中会变得强起来,而且这样他的合作吸引点会更高。

  主持人:非常感谢刘院长接受我们的访谈。本次访谈到此结束,谢谢各位网友!

 

 


 


 
(责任编辑:CFC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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